◎ 方笑一

　　摘 要：北宋熙宁年间由王安石主持修撰的《诗义》是宋代重要的官学《诗经》学著作。与宋代《诗经》学"疑《序》"的大方向不同，王氏释《诗》绝对尊信《毛诗序》。因其释《诗》的目的在于教化，故而利用《诗序》将《诗经》文本与政治、道德、礼义相联系，置《诗序》于诗歌文本之上，作为裁断诗义的标准。在释《诗》时，《诗义》常常牵《诗》合《序》，但王氏学术创新的欲望又使其陷于两难境地，导致大量凿说的出现，削弱了《诗义》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诗经》诠释　《诗义》　《毛诗序》　关系

　
    研究宋代的《诗经》诠释，一般根据诠释者对《毛诗序》的态度，将其分为"疑《序》"、"尊《序》"两派。这是因为，《毛诗序》集中代表了汉儒《诗经》诠释的路向，对《诗序》的怀疑或尊信，实际上表明了诠释者对汉代《诗经》学基本态度。北宋欧阳修的《诗本义》、苏辙的《诗集传》等著作对《毛诗序》及《传》《笺》的解释皆有疑问，苏氏甚至仅保留了《诗序》首句。可以说，"疑《序》"是整个宋代《诗经》学发展的大方向。
    然而，在北宋《诗经》学著作中，实际影响最大的并非上述两种，而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主持修撰的《三经新义》中的《诗义》。作为国家正式颁行的学校教材和应试标准，《诗义》毫无疑问是一部官学著作，正因有政治权力的庇佑，它在士大夫中的影响就绝非一般的私家著述可以比拟。而《诗义》和《毛诗序》的关系，也就自然成为研究宋代《诗经》学所不能回避的问题。由于《诗义》原书在明代初年就已亡佚，①我们的讨论将主要依据今人程元敏先生的《诗义》辑本②。
  nbsp; 探索宋代《诗经》学者对《毛诗序》的态度，首先需要了解他对《诗序》作者问题的看法。旧传《诗序》为子夏作，王安石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他说：
  nbsp; 世传以为言其义者子夏也。观其文辞，自秦汉以来诸儒，盖莫能与于此。然传以为子夏，臣窃疑之。《诗》上及于文王、高宗、成汤，如《江有汜》之为"美媵"，《那》之为"祀成汤"，《殷武》之为"祀高宗"。方其作时，无义以示后世，则虽孔子亦不可得而知，况于子夏乎？
  nbsp; 粗看起来，王安石否定子夏的著作权，是完全站在历史的角度，而且是从诗篇的内容出发的，似乎很有道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怀疑的依据。《那》和《殷武》两诗皆出于《商颂》，《诗序》对其主旨的解释都是正确的，历来无异议。惟《江有汜》一篇，《小序》云："美媵也。勤而无怨，嫡能悔过也。文王之时，江沱之间有嫡不以其媵备数，媵遇劳而无怨，嫡亦自悔。"这是说周文王时，一位贵族女子出嫁，不肯让自己的侄娣陪嫁，不能陪嫁的那位女子也毫无怨言，任劳任怨，最终使出嫁女子为自己的行为后悔。王氏认为，事情既发生在周文王时，如果不是《小序》加以说明，那就连孔子也不知道，子夏当然更无从知晓了，因此《诗序》不能是子夏所作。然而，无论所谓的"文王之时"，还是"美媵"云云，都是《小序》所明示的，诗歌文本本身并没有一点迹象说明此诗意在"美媵"，更无证据证明它所写的是文王时的事情。事实上，现代学者从诗歌文本出发，大都认为这首诗描写了一个失恋男子或是弃妇的哀伤心情。因此，很明显，在王氏认定孔子或子夏无法知道此诗主旨时，他内心已将《小序》的说法判定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的了。王安石对《诗序》的尊信态度，也就在他对《诗序》作者问题的论述中表露出来。
  nbsp; 而王氏在《答韩求仁书》中，更明确的阐述了他的尊序主张：
  nbsp; 盖序《诗》者不知何人，然非达先王之法言者，不能为也。故其言约而明，肆而深，要当精思而孰讲之尔，不当疑其有失也。①
  nbsp; 王安石对《诗序》作了极高的评价，在不知《诗序》作者是谁的情况下，王氏就认定他了解先王之法言，并要求韩氏无条件地尊《序》，不应有丝毫怀疑。在这里，我们不妨将王氏的观点与同样尊信《毛诗序》的程颐作个比较。程氏云："《诗大序》孔子所为，其文似《系辞》，其义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国史所为，非后世所能知也。"②他也否定了子夏作《诗序》的说法，认为《大序》为孔子作，《小序》为国史作，似乎比王安石更看重《诗序》。可是，他又认为："今之《诗序》，煞是错乱，有后人附之者。"③这样一来，他的"尊《序》"其实就大打了折扣，态度也远不如王安石来得坚决。
  nbsp; 王安石修撰《诗义》本就是用来取代《毛诗正义》的，而《正义》释《诗》基本是从《毛诗序》出发的。王氏既欲取代《正义》，为什么又会在解释《诗经》时固执地尊信《毛诗序》呢？这显然与他释《诗》的目的有关。汉儒以美刺讽喻说诗，将《诗经》（尤其是《国风》）解释为先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的工具，《毛诗序》正集中体现了这种诠释原则。至北宋，虽然欧阳修等人怀疑《诗序》，但王安石主要是出于教化目的来释《诗》的，他在《诗义序》中说："《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考其言之文，君子以兴焉。循其道之序，圣人以成焉。"④这样一来，对于想用《诗经》来教化人民的王安石来说，《毛诗序》将《诗经》文本与政治、道德、礼义等相联系的解释路向，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王氏与《毛诗序》的作者、毛亨、郑玄、孔颖达诸人在解释《诗经》的目的上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诗序》以及《传》《笺》《疏》的解释，正为王氏寻找《诗经》本文与道德观念的联系提供了一座桥梁。
  nbsp; 其实，《毛诗序》本身也是对《诗经》文本诸多诠释中之一种，相对于《诗义》来说，它是历史上的诠释。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人们对《诗经》诠释的不断沉淀和筛选中，《毛诗序》的历史性逐渐被忽略，它不再是出现在特定历史阶段和历史环境中的一种诠释，而成了《诗经》文本内涵的一部分。况且每首诗前的《小序》已经将理解的结论告诉读者，而诗歌本文没有告诉读者现成的结论，它是开放的，故而用《诗经》文本来迎合《小序》，比用《小序》去迎合《诗经》文本要容易得多。更何况，《小序》中所明示的道德内容又正是王安石所需要的。尽管现代诠释学告诉我们："理解的任务首先是注意文本自身的意义。"①但在王安石的《诗经》诠释中，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毛诗序》实际上获得了比《诗经》文本本身更高的地位，成为裁断诗义的权威标准。
  nbsp; 考察一下《诗序》的解释与诗歌文本之间的关系，无非存在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完全符合文本的意义，二是部分符合文本的意义，三是完全不符合文本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下，王氏《诗义》的诠释都是用诗来迎合《诗序》。
  nbsp; 对于王氏来说，第一种情况最容易处理。在解释时，只需将《小序》的意思更加具体地加以发挥，分析文本加以印证即可。如刚才提到的《那》《殷武》两诗就属于这种情况。这里再举《小雅·十月之交》一诗为例，因为王氏释文于此篇留存较多。《小序》云："大夫刺幽王也。"《毛传》从之，郑玄以为"刺厉王"，据推算，在周幽王二年和六年分别发生过诗中所说的地震、月食和日食等自然现象，②故《诗序》不误，此诗确系周大夫通过自然界灾变现象来抨击幽王无道，小人专权的黑暗政治。王氏解释说："此诗前三章言灾异之变，四章言致灾由于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五、六章专言皇父之恶。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灾，则天变生于人妖也。八章言己之忧劳，而一篇之义终矣。"他联系文本，将《小序》的说法加以具体化，揭示各章意义，非常准确到位。对于本篇语句的解释也是如此。故而尽管后人对王氏《诗义》常加驳难，对这首诗的解释却毫无异议。
  nbsp; 第二种情况是《诗序》与诗义不完全符合。此时王氏不是以文本鉴定《诗序》的说法，而是从《诗序》出发，将文本的释义向《诗序》的说法靠拢。如《唐风·鸨羽》一诗，首章云："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二、三章诗意殆同。《小序》云："刺时也。昭公之后，大乱五世，君子下从征役，不得养其父母，而作是诗也。"诗中并没有迹象表明它一定作于晋昭公之后的战乱中，一般认为此诗写的是农民为服沉重的徭役，无法从事农业劳动，无法赡养父母。故只能说《小序》所言部分合乎诗义。王安石解释说："木欲静而风不停，子欲养而亲不待，此皆孝子之心。其爱亲也勤，思亲也笃，故汲汲于爱日以事亲，惟恐失之。故愿为人兄，不愿为人弟，其爱日也如此。今以征役之故，不特废其温情定省之礼，又且无以为卒岁奉养之备其情岂不伤哉！此诗如《北山》《蓼莪》《陟岵》，皆孝子不得奉养父母，故其诗哀以思也。当征伐之时，其心犹不忘，苟在父母之侧，其事亲为何如？"他主要对"孝子之心"大加阐说，这显然出自《诗序》中"不得养其父母"一句。其实，从诗的内容看，"不能艺稷黍"、" 父母何怙"都是因为"王事靡盬"，这才是作者悲哀的真正原因。王氏不抨击沉重的徭役，单就孝心大做文章，还联系其他几首内容相似的诗作，显然是迎合了《诗序》的说法，并且很好地开发了此诗道德教化的潜能。
  nbsp; 第三种情况最难处理，因为序与诗毫无关系，《诗序》本身就是在强加解说。王安石牵诗合《序》，更是"谬以千里"。如《郑风·将仲子》一诗，本是女子写给恋人的情诗，表现了她既渴望爱情，又担心恋人过于放肆而引起别人非议。《小序》却认为此诗中的仲子指郑大夫祭仲，诗讽刺了郑庄公不听他的劝告，不及时防备，结果酿成弟弟共叔段的叛乱。王安石就在此基础上更深入一步，用诗的文本来坐实小序的说法："始曰'无逾我里'，中曰'无逾我墙'，卒曰'无逾我园'，以言仲子之言弥峻，而庄公拒之弥固也。始曰'无折我树杞'，中曰'无折我树桑'，卒曰'无折我树檀，'以言庄公不制段于早，而段之弥强也。"这种解说将全诗与《小序》相牵合，显然一无可取，已经到了极端穿凿的境地。
  nbsp; 需要指出的是，虽说王氏出于教化目的，遵从《诗序》，但也有人认为他对《邶风·静女》一诗的解释与《诗序》不合。①这里不妨稍作解释。《小序》认为此诗讽刺"卫君无道，夫人无德"。因为诗本身是写一个男子等待心爱的姑娘并得到她的礼物，与《诗序》所言风马牛不相及，再怎么解说，也无法将诗中对"静女"的赞美与"无道""无德"联系起来。于是《毛传》就认为此诗之所以赞美静女的品德，是要用她来代替无德的夫人，"易之为人君之配"。这样解释其实仍合《小序》，笺、疏亦从之。《毛诗李黄集解》卷六李樗云："'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毛、郑、王、张（耒）皆以为美诗。"王氏的解释是："'俟我于城隅'，言静女之俟我以礼也。"可见他像毛、郑一样，认为这一句是美诗，但不能因为他肯定了这句诗对静女的赞美，就说他的解释与《诗序》不合。
  nbsp; 由此可见，王氏之学虽号称"新学"，但他出于教化的需要来解释《诗经》，与汉儒解诗在目的上有着深刻的一致性，故而对《毛诗序》采取了绝对尊信的态度，并借助《诗序》建立起《诗经》文本与道德观念的联系。在释《诗》时，用诗来迎合《诗序》，将《序》置于比《诗》更高的地位。
  nbsp; 王安石新学为后人诟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王安石的经典诠释存在大量凿说。诚然，从理解《诗经》文本的角度来说，这些凿说或许没有太大的价值，但从理解王氏新学的特征而言，它们却不能被忽略。我认为，凿说的产生也与他对《毛诗序》的尊信态度也有关系。
  nbsp; 对王安石释《诗》穿凿的批评，最为集中的一点，就是他对《诗经》文本中比兴意义的曲解。如南宋唐仲友《九经发题》云：
  nbsp; 《诗》，……王安石训其义，子雱训其辞，虽知本《诗序》，至于比兴，穿凿苛碎。学者由此牵拘，小文胜而大义隐。
  nbsp; 这两人的批评都可以说切中要害。因为王安石在解释《诗经》时，往往认为那些具体名物背后都隐藏着深远的政治或道德意义，将诗中的名物与《小序》所阐发的意义牵强地联系起来，这样一来，王氏在读诗时，就好像手里拿着放大镜，抓住诗中具体事物的细微特征，加以放大，希望探究出它的"意义"。而这意义，又是《小序》所规定好的。王氏所作的这种解释常令人啼笑皆非，最终倒出现了哈哈镜里照出的效果。
  nbsp; 对《邶风·旄丘》一诗的解释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此诗《小序》云："责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责于卫也。"根据文本判断，诗是流亡卫国的黎国贵族所作，作者希望大国卫国统治者能履行"方伯连率"的职责，出兵驱逐狄人。这一希望破灭后，写了这首责备卫国的诗。《小序》所言不误。王氏的解释在尊《序》的基础上，竟认为诗题"旄丘"也是大有深意的。《传》云："前高后下曰旄丘。"王氏说："前高后低，譬卫之于黎，有始而无终也。"土丘的前高后低比喻卫国对出兵黎国之事态度的变化，这种解释实属穿凿附会。因为文本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或暗示这种比喻意义的存在。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王氏对诗中"狐裘"二字的解释。诗云："狐裘蒙戎，匪车不东。"《传》云："大夫狐苍裘，蒙戎以言乱也。不东，言不来东也。"《笺》进而申说云："刺卫诸臣形貌蒙戎然，但为昏乱之行。女非有戎车乎？何不来东迎我君而复之？黎国在卫西，今所寓在卫东。"不料王氏竟又在这"狐裘"上大做文章："狐裘，以居而息民。盖狐，疑而不果之物，其义，利以止，不利以有为。卫不果于救黎，故以狐裘刺之。"按王氏的解说，本篇作者写卫大臣所穿的狐裘衣服，其深意在于：利用人们常说的狐狸犹疑不决的特点，来比喻卫国在出兵救黎国这件事情上犹豫不决、毫不果断的态度。这种解说显然是将具体事物的某一特征与《小序》的意思强加牵合，以达到用诗证明《小序》的目的。王氏所揭示的"狐疑"与卫国态度之间的相似关系，实际上无任何价值。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曾这样论述事物间的相似关系："从特定的角度看，每一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具有某种类似、相邻或相近的关系。……然而，清醒而合理的诠释与妄想狂式的诠释之间的区别正在于，我们能够确认出这样的关系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根据这种关系我们无法认识二者的本质。"①因此，王氏所揭示的这种相似和比喻关系上是一种典型对本文的"过度诠释"，他从具体名物背后抉示的"意义"，是诠释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强加上去的。
  nbsp; 王氏释《诗》穿凿的第二种表现是好生分别。在对《诗经》的总体认识和对具体作品的诠释中都是如此。如常引用王氏《诗义》的李樗在《毛诗李黄集解》卷三中批评说：
  nbsp; 王氏之说，都生分别。谓《周南》，周公也，故其诗乃圣人之事；《召南》，召公也，故其诗乃贤人之事。遂以《摽有梅》不若《桃夭》，《小星》之诗不若《樛木》，《殷其雷》之诗不若《汝坟》者，皆分别锱铢之轻重，岂知诗人之意哉！
  nbsp; 其实王氏释《诗》之强生分别与锱铢必较还不止于不同的作品之间，即使同一首诗中的不同词句，也常被王氏拿来比较分别一番。众所周知，《诗经》中多用"重章叠句"之法，即一首诗各章大致相同，仅个别字词稍有差异。因为《诗经》原是可以演唱的，"重章叠句"既可使同一曲调演唱数遍，又避免了歌词的简单重复。王氏却认为，这些字词的更改也是具有深意的，它们的"喻意"也被用来印证《诗序》。
  nbsp; 如《唐风·羔裘》一诗云：
  nbsp;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岂无他人？维子之故。
  nbsp;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岂无他人？维子之好。
  nbsp; 诗以女子的口吻写成，谴责恋人不念旧情，态度傲慢，而她自己却难以割舍对方。"羔裘"即羊皮袄，"豹袪" 即豹皮制成的袖子，"褎"即袖口。这些都是男子的着装，只不过说明男子是一位贵族。《小序》说："刺时也。晋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也就是说，诗出自晋人之口，是针对在位者说的。这样一来，诗中的"羔裘豹袪"也不过就指在位者的服饰。《笺》云："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可见即使照《序》的说法，"羔裘豹袪"也并无深意。孔颖达却认为这是有喻义的。《正义》云："在位之臣服羔裘豹袪，晋人因其服，举以为喻，言以羔皮为裘，豹皮为袪，裘袪异皮，本末不同，以兴民欲在上忧己，在上疾恶其民，是上下之意亦不同也。"孔氏认为，皮袄与袖子的质料不同，象征着晋国百姓和在位者心思不同。百姓希望在位者关心体恤民情，在位者则憎恶百姓，毫不关心。很明显，这已是一种凿说。第二章易"袪"为"褎"，是典型的"重章叠句"手法，为了配乐歌唱的方便，除此之外毫无深意。对于这些服饰，王安石是这样解释的："羔裘，在位之服也。袪，在手操执以从事，指麾以使人也。羔裘而豹袪，则其在位操事，使人以猛而已，非恤其民者也。褎，袪之末而已。羔裘豹褎，则其猛又盛矣。"袖子象征指挥别人，袖口在袖子之末，就象征着指挥起来更狠，王氏区分两者，就是为了证明在位者"不恤其民"的程度在加深。这种穿凿的解释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nbsp; 对王氏凿说的分析自然而然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诗经》诠释史上，尊《序》并非始于王安石，可为什么唯独王氏的解释中会存在众多凿说呢？我们认为，当时的学界在呼唤新的经典解释，以取代汉唐旧注疏。社会上也需要有一种新的经注作为考试的标准，而朝廷又成立经义局，保证新经义修撰，这些因素都促使王安石必须对经典作出新的解释。况且，从学理上，王氏本就认为，对经典意义的阐发不因局限于对章句名数的解释。其《答姚辟书》云："夫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①而汉唐旧注恰恰最重章句名数。王安石当然不愿意再遵循恪守章句的旧学风。当时的新学风又如何呢？王氏之前，无论是刘敞的《七经小传》，还是欧阳修的《诗本义》，都"舍传求经"，大胆怀疑《诗序》及汉唐传注的说法，进而直接去探究《诗经》本文的意义。王氏既然要在诠释经典方面有所创新，就需要顺应这种有益的学风，在前贤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诗经》本文的意义。可是，我们已经知道，王安石解释《诗经》的目的在于政治、道德、礼义教化，这与《诗序》及《传》《笺》《疏》在释《诗》的目的上有着一致性。一旦王安石沿着刘敞、欧阳修的方向深入下去，探求《诗经》的本文意义，他必将怀疑甚至否定《诗序》及旧注的许多说法，必将如实地揭示出《诗经》中那些并不利于教化的东西，如措辞大胆的情诗，那么"新义"的教化功能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毛诗序》的神圣性万万动摇不得。
  nbsp; 于是，王氏释《诗》时就面临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尽量出新，与旧注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尊《序》，维护《诗序》的地位。于是，他只能避开旧注，将《诗序》的说法在用诗的文本来坐实。可是，旧注多用《诗序》的说法，经过《传》、《笺》，特别是孔《疏》的解释，《诗序》与《诗经》文本的联系几乎已被阐发殆尽，《诗经》文本中凡是能印证《诗序》的地方都已被解释过了，因此，留给王安石的空间实在是小而又小。于是，他只能搜索枯肠，寻找出莫名其妙的比兴意义，区分出匪夷所思的喻义差别，穿凿附会地加以说解，以强合《诗序》。
  nbsp; 总之，王安石《诗义》之所以对《毛诗序》采取尊信态度，是因为《诗序》及《传》《笺》《疏》与《诗义》有着相似的教化目的和功用。而王安石本人对学术创新的追求又与他对教化功能的需要产生了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诗义》大量凿说的出现。这些凿说削弱了王安石《诗义》在《诗经》研究上的学术价值。
　　参考书目：
1、黄墨谷著：《重辑李清照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
2、《李清照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
3、《李清照研究论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
5、徐北文：《李清照全集评注》，济南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简介：方笑一 男，1976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1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诗文，师从刘永翔教授。

（责任编辑：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