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慕景强

　　摘 要：由于非典，我们记起颜福庆教授，中国近代医学教育的创建与发展是和颜福庆这个名字分不开的，他是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我国近代医学教育的鼻祖。颜福庆早年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后又被选送到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多灾多难的中国，颜福庆审时度势，认为当时中国尤为需要开展公共卫生教育，他极力提倡预防医学。多年的教学及管理经验，使颜福庆对中国的医学教育现实了解颇深，基于此，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如何全方位创建中国近代医学教育的思想。本文通过对颜福庆医学教育活动的回顾，探讨其预防医学思想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颜福庆 医学教育 教育思想 预防医学

　　2003年春夏之交，我们记住了一个词--"非典"，非典又让我们对公共卫生、预防医学、医疗卫生体制、疾病防控、流调（流行病学调查）等专业词汇耳熟能详。这同时也使我忆起了一个人，忆起他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思想、活动。其远见卓识，现在看来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他就是我国近代医学教育的鼻祖、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科大学前身，现又改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和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前身，现为复旦医学院）的主要创始人颜福庆教授。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多灾多难的中国，目睹饱受战乱和疾病困扰的劳苦大众，颜福庆审时度势，认为当时中国尤为需要开展公共卫生教育，他极力提倡预防医学。并且，在有生之年，奔走呼吁，身体力行，在我国近代医学教育的创建中，无论从实践到理论，还是从思想到制度，其开创之功无人可及。下面便对颜福庆及其预防医学思想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加以探讨。

　　一 生平及医学教育活动

　　颜福庆（1882~1970年），字克卿，１８８２年７月２８日出生于上海市江湾的一个清贫的基督教牧师家庭。他幼年丧父，母亲多病，所以在少年时代就立志学医。他从７岁起就寄养于伯父颜永京（原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家。在伯父的资助下，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１９０６年，颜福庆被选送到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于１９０９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是在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１９１０年，他接受美国雅礼会的聘请，在湖南长沙雅礼医院任外科医师，在此期间，曾为杨开慧烈士诊治过疾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接见他时还提及此事）。１９１４年，他创办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任第一任校长。他在医疗工作中深感预防医学的重要，决心从临床医学转向公共卫生学。１９１４年再度赴美进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获公共卫生学证书。
１９１５年与伍连德等发起组建中华医学会。颜福庆除了为中华医学会的创建而奋斗外，还积极参加红十字会、卫生防疫、防痨、麻风防治及妇幼保健等方面的社团组织领导工作。他还亲自参加一线的卫生防疫工作，他早年曾赴拉丁美洲参加钩虫病防治工作。１９１１年，东北三省鼠疫流行期间，他在京汉铁路沿线进行防治工作。１９１６年，他到江西萍乡煤矿，深入矿区开展钩虫病流行病学调查，并积极采取防治措施。
１９２６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创办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并任第一任院长。这是第一所完全由国人创办的医学院。１９２８年７月创建吴淞卫生公所。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上海，中国守军奋起浴血抗战，颜福庆奋起组织医疗救护队，并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
　　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上海医学院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颜福庆任副主任委员。１９５１年，上海医学院改组，颜福庆被任命为副院长。１９５２年，学校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这期间，颜福庆和学校的广大师生到上海市郊、嘉定、嘉兴等地为人民解放军突击诊治血吸虫病和核黄素缺乏症，取得很大的成绩。
　　颜福庆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颜福庆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含冤与世长辞。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上海市委、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为他彻底平反昭雪，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1]

　　二 预防医学思想的形成

　　在旧中国，颜福庆通过社会医疗服务、地方病和烈性传染病的防治以及流行病学调查等实践，目睹个体医疗方式对贫病交迫的广大劳苦大众无济于事的事实，深感必须着眼于整个社会，采取相应措施，方能有效地进行疾病的预防。他深思熟虑地痛下决心，从临床医学转向公共卫生，他思想上已初步形成了"预防为主"的雏形。
颜福庆把当时（1927年）我国卫生行政的现状及弱点概括为四点：一 政权分散而不统一；二 卫生行政人员业务素质不高。"卫生行政权划归各地之警察所办理。吾国之治警察者，能于卫生事业具有充分知识或有特别兴趣者，实如凤毛麟角，夫以此等不合格之人，治理各地卫生事业，无怪乎其成绩之无可观也。"；[2]三 主管领导不重视。当时多数卫生事业由内务部管辖，但经常是部长缺乏卫生知识而不重视卫生事业；四 重治疗，轻预防。颜福庆认为："吾国现在之卫生行政，多陷于治疗之一方面，而预防不属于卫生行政之范围，此实错误。如政府欲以最少经费而谋最大多数人康宁之幸福，则预防与治疗应同属于卫生范围之内。而吾国因医界人才与国家经济缺乏，治疗与防护二者合并更为重要。"[3]鉴于以上情况，颜福庆建议国民政府设立中央卫生部，统一管理全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并且"以卫生之预防方法，以制止疾疫之流行，使孤病无告之民，得以减少。并用卫生之治疗方法，俾穷苦病黎，得减轻其痛苦。"[4]当时英美等二十余国都设有中央卫生部管理全国的卫生事业，许多国家还特别重视预防，颜福庆认为：考虑公共卫生问题应该用开放的眼光，不能局限于一地、一国，试想，如果一个地方或国家发生流行病，其他国家也很难幸免，所以应该把公共卫生事业看成全世界的事业，国家之间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因此，颜福庆认为国民政府应采各国经验之长，并结合本国实际来制定卫生行政之方针。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公共卫生如果由既对卫生无兴趣，又没有公共卫生知识的人管理，公共卫生活动就会手到阻碍，资金也容易挪作他用。[5]因此，颜福庆还对卫生行政人员提出了四项要求："一 熟悉医界变化之历史；二 须之政府对于卫生行政应尽之责任；三 须知卫生行政将来发展之趋向；四 须知吾国卫生上特殊之需要。"[6]
这些思想，现在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全球演化成"地球村"的时代，中国抗非典的成败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福祉和健康。作为全球抗非典的主战场，中国政府矫正传统做法，与世卫组织展开合作，与多国建立互通疫情机制，携手共同抗非典。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赞许说，中国抗非典经验是对全人类的贡献。

　　 三 预防医学思想的实施

　　我国自设医学校此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了，向无一定的方针和标准，教育部与前卫生部有鉴于此，为了提高医学教育程度，特于1929会同组织成立了医学教育委员会和助产、护士等专业教育委员会，负责制定医学、助产、护士等学校的课程，厘定学制，订立课程标准等。[7]后来有多次公布新的课程标准，目的只是为了把混乱的中国医学教育变得统一有序。颜福庆认为：由于中国当时的现状，加之新的标准不可能那么完备，遇到阻力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毕竟是有了标准。颜福庆为省立医学专门学校设立的课程标准，共分四部分： 理论医学； 应用医学；社会医学；技术人员之训练。[8]颜福庆此课程标准的内容，已初具近代医学教育课程的雏形，特别是第三部分对预防医学的强调，比如社会学、心理学课程的设立，以前的课程一般仅有卫生学一门，且不受重视。[9]颜福庆把社会医学（公共卫生）提到了与基础科学（理论医学）、临床医学（应用医学）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为将来的执业医生能够更加有效地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医生将必须具备治疗、预防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知识。这也更进一步看出颜福庆对预防医学的提倡和重视。
在国民政府设立卫生部后，有了专门管理医学教育的机构，建立了医学院校，也设立了新的课程标准，似乎万事具备，但由于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混乱，情况虽有所改善，但依然困难重重，经费支出更是捉襟见肘。为此，颜福庆多方呼吁，筹措资金，积极争取英国"庚子"赔款用于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 颜福庆认为：现代文明国家应该教育、工业、商业、交通、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均衡发展，如果只发展前四项，那么，公共卫生的落后就会拖整个国家发展的后腿。并举例说：落后的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会引起传染病的流行，而这时发达的交通就会使国家乃至世界反受其害。[10] 虽然后来这部分"庚子"赔款实际用于医学事业的很少，其中35%用于补助高等教育及研究机构，指出应特别注重农、工、医、理科等，仅有华中、齐鲁等九所英国参与办的教会大学得到了补助，补充其医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设备。[11]但颜福庆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赤诚之心可见一斑。
面对此种困难，颜福庆转过头来从医学院校自身找解决办法。早期中国医学院校、医院大多是外国人建的，当然管理模式也是完全西化的，其经费预算和专家的薪金标准也完全按照国外的标准订立的。而国外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中国高许多，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突然减少预算是很困难的，各级各类学校都按此标准做预算，政府则难堪重负。1930年代，颜福庆根据自己多年管理医院和学校的经验对财政预算提出了解决思路：从日本吸取经验；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经费支出，提高设备的利用率；改变医院形象，扩大接诊患者范围。（当时中国的国立医院似乎给人们一种慈善机构的感觉，似乎只鼓励贫民来看病，而富人大多去了私立医院。应该改变这种情况，把富人患者也拉过来，蛋糕不应让私人医生独吞。）； 医学院设立教学医院，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服务范围；尽可能争取政府投资及私人捐赠。[12]
而在当今时代，在发达国家甚至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在卫生方面的支出主要用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事业，而各级医院的收入则主要来源于医疗服务市场。也就是说，人家那儿的政府只为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事业当"老板"，决不当各级医院的"老板"。
由于非典肆虐，中央财政紧急下拨20亿元的专项经费。这固然好，但只能用来救急。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需要持续不间断的大额投入，仅靠"一次性"是万万不成的。国家还很穷，怎么办？惟有大刀阔斧地革医疗卫生旧体制的命，使政府与市场在公共卫生领域与医疗服务领域各行其事，各司其职
财政的卫生预算不是主要拿来办医院，而应当集中用于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网络。人们对两者概念的混淆与投向上的错位，正好中了那些追求"政绩"的官员们之下怀。试想，财政投入建医院，增加多少床位是显性的，若用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政绩是很难被发现的。

　　四 预防医学思想的实践及现实意义

　　颜福庆的预防医学思想，始终贯彻在他的医院管理及办学的实践中。1926年，在他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其间，由于战争，武汉有大批伤兵亟待救治。但医务人员奇缺，颜福庆组织上海等地红十字会派员支援武汉，并亲自奋战在第一线，指导临时医院的救护工作。这时，他不忘进行卫生教育宣传，由卫生教育委员会印刷了两种（十万张）卫生宣传招贴画，在医院和士兵中宣传霍乱、痢疾、伤寒等传染病的预防。还训练了一批公共卫生宣讲员，后来因故没能派上用场。[13]在国立上海医学院建立之初，就组建公共卫生科，亲自主持，接着又延聘卫生学专家梅贻琳教授，以加强公共卫生教学；大力推行卫生宣教。结合门诊医疗，逐渐开展疾病预防、环境卫生、妇幼保健、口腔卫生等工作。１９２８年７月颜福庆又创建了吴淞卫生公所，作为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为了使公共卫生教学落实并卓见成效，规定医学专业班学生都必须轮转公共卫生教学区一个月。1929年，颜福庆又与上海市卫生局合作，把"吴淞卫生公所"改为"吴淞卫生模范区"，扩大业务范围，打下乡村卫生工作的基础。他将从美国学到的公共卫生专业知识，结合中国国情做出相应措施，旨在以预防为主、提高民众身体素质。颜福庆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在以后的办学过程中几乎从未间断，这在中国医学教育界是很突出的。
预防医学思想是颜福庆医学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不失为救民于水火的一济良方；时值今日，SARS病毒全球肆虐，国家数百亿元的投入，挽救的不仅是人民的生命，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全民公共卫生观念的转变--预防观念的确立，国家公共卫生预防体制的更加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对每个公民来讲，将是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剔除生活陋习，关注自己的健康，增强全体公民的卫生意识，可以预见，经过非典的洗涤，中国人的生活将更加现代和文明，国民素质将会有显著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朱裕庭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颜福庆·
http://www.cpst.net.cn/kxj/zgkxjszj/CX/yxb/pe/yf16002001.htm。
2, 3, 4, 6 颜福庆·国民政府应设中央卫生部的建议·中华医学杂志，１９２７，１３（４）：233-235。
5, 10 ＹｅｎＦＣ．The Use of British Boxer Indemnity find for promotion of public health in China. Natl Med Jchin,1926, 12(2):171-175．
7 陈邦贤 ·中国医学史 ·上海：上海书店，1984（根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复印）， 222。
8 颜福庆·中国医事事业前途·中华医学杂志，１９３５，２１（１１）：1187-1191。
9 同济大学史（ 第一卷1907-1949）·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7， 54。
11 卫道治·中外教育交流史·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304-307。
12 Ｙｅｎ ＦＣ．Economics of medical schools hospitals in China. China. Chinmedj,1935, 49(9):887-893.
13 Yen F C． Reporton work of Red Cross Unitin Wuhan ChinMedj.1927，41(8): 728-734．

　　作者简介：慕景强，男，1973年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2002级博士生，教育史专业。

（责任编辑：孟钟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