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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 1830 年前后法国文学中的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符玲玲
在 19 世纪法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方法的两大思潮。通常的文学史著作认为:浪漫主义在 19 世纪上半叶占主导地位,而现实主义在 19 世纪下半叶占主导地位,司汤达、巴尔扎克则是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在 19 世纪上半叶是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当时的文坛尚未提出现实主义的口号,“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美学原则被提出是在 19 世纪中叶,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现实主义是一个描写污秽丑陋的字眼。 19 世纪 50 年代,福楼拜的《 包法利 夫人》被法院控告时就两次用了“现实主义”的罪名来指责它。而“浪漫主义”的含义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的“浪漫主义”是针对伪古典主义而提出的,等同于“新文学”或“自由主义”,是“反对模仿,强调独创的文学主张”的代名词。直到 1827 年雨果发表《克伦威尔序》,“浪漫主义”的指向才正式确定为与“现实主义”相对的“浪漫主义”。这可以通过以下一些事实得到证明。针对当时的文风,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其共同点是把伪古典主义的弊病归结为艺术上的模仿,清规戒律的束缚。在 1823 — 1825 年,司汤达就发表了《拉辛和莎士比亚》,提出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并认为改变这种文风的出路在于对现实的关注,即要求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造出为人民的文学作品。巴尔扎克虽然没有发表系统的理论文章,但在有些文章中已经提到了他的某些“现实主义”创作倾向,如注意细节的真实等。而在这两位大师那儿,都是用已有了声势的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名词概念来宣传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的。雨果正式向伪古典主义挑战的理论文章《〈短曲与民谣〉 1826 年版序》发表于 1826 年,既在时间上晚于司汤达,而且只是从笼统的提倡独创精神的角度反对模仿,至于具体的创作方法还未找到,直到 1827 年的《克伦威尔序》,他才正式提到了创作方法——美与丑的对比方法,而这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标志。在这篇序言中,他还阐述了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起源和特点。后来雨果又在其他作品的序言中对其中的主要思想加以阐述和补充,构成了一整套浪漫主义的文艺理论。到 1830 年,雨果发表《欧那尼序》时指出浪漫主义是文学领域的一个扩张或一种变更,是文学形式的一次改造,是一种新的文学组织后,浪漫主义不再是“自由文学”的一个代名词,而是有理论指导的文学运动。“欧那尼之战”后浪漫主义文学成为了当时的主流文学,而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才真正脱离了“浪漫主义”,以另一种姿态在主流文学之外进行独立创作。 通过研究我发现,在以雨果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和以司汤达、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中,法国文学中的“写实”和“想象”传统都得到继承和发展,但是在 1830 年前后,“写实”和“想象”开始在他们各自的创作中各有特色,即雨果走向了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却走向了另一条道路:从现实出发,对现实加工概括的典型化的创作道路。关注现实是法国文学中的一种优良传统。圣·爱弗蒙( Saint Evemond 1614 — 1703 年)在《论对古代作家的模仿》中强调文学作品要适应现时代的趋向和精神,要表现干脆的真实,古代的杰作不能永远是模范,而只能从其中取得判断力,作为处理现时事物的准绳。他的观点含有朴素的现实主义。博马舍( Beaumarchais 1732 — 1799 年)在《试论严肃剧种》中就认为戏剧应该和自然本身一样真实,诗体语言会破坏戏剧的真实感,竭力主张严肃剧种应摈弃诗体而改用散文。这一主张对戏剧的现实主义演进起了一定推动作用。狄德罗在《论戏剧艺术》中指出人物性格刻画不要过分夸张,语气应适合人物的性格,剧本的结构和对话、演员的表演和说白都要求接近自然和实际,布景也要严格和真实。在创作实践上, 12 世纪下半叶的市民小说, 13 、 14 世纪的史学故事, 15 世纪的散文故事小说, 16 世纪的《巨人传》, 17 世纪的市民写实文学, 18 世纪的流浪汉小说等都贯串着一条“关注现实”的创作方法,即使是古典主义文学,也有莫里哀对陈规的一些突破,发扬着现实主义精神,如《太太学堂》的创作等。 19 世纪初叶,对法国文学界来说是又一个开放的世界,是信息大量输入的时代。 1810 年,浪漫派的先驱斯达尔夫人( 1766 — 1817 )在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比较文学著作《德意志论》里,系统地介绍了德国文学,使法国人大开眼界;同时,英国司各特的历史小说,西班牙的民歌《罗兰之歌》,意大利的《神曲》等,被大量翻译成法语读本,几乎每个人都阅读司各特带有苏格兰民族风情的历史小说的译本;一八二七年的英国剧团关于莎士比亚的杰作的到法演出震动了法国文学界,引起了一片啧啧赞叹声,莎士比亚的戏剧更激起了文人们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怀念,民族传统成了文学创作的主题。当时整个欧洲文学都沉浸在缅怀历史的氛围中,而这种浓厚的历史情怀在法国文学界尤其突出。当时暗淡无光、庸碌无为的政府与来去匆匆、文治武功的拿破仑帝国形成鲜明的对比,怀念过去自然成为争脱束缚向往自由的动力,历史提供了许多文学创作的题材,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倾向于从历史中找寻创作题材,雨果在 1823 年出版《冰岛汉》;司汤达在 1818 年写过《拿破仑传》;巴尔扎克第一次署名“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最后一个舒列昂人》,雨果和巴尔扎克都满怀激情地创作剧本《克伦威尔》。而历史更是成了浪漫主义激情的源泉。另外, 19 世纪的法国小说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动荡多变的政治使人们的思想更加自由,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人的很多作品都是在 30 年代左右完成的。启蒙运动中关于自由思想的传播使人们意识到了人的价值,对天才和英雄的崇拜更成了一种风尚;当自由的思想和浓厚的历史情怀相碰撞时,浪漫的情调更容易产生。 通常的文学史著作认为: 19 世纪下半叶,法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权日益巩固和发展,虽然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浪漫主义文学对社会的抽象抗议和对未来的空洞理想已远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而现实主义文学真实地表现现实生活、典型地再现社会风貌,深入解剖和揭示种种社会矛盾,正符合时代的需求,因此现实主义文学得以代替浪漫主义成为文学主流。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文学,而浪漫主义是属于封建阶级的文学。然而从上述的两大客观因素的分析来看,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并不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接替出现的,也即文学思潮并不是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产物。虽然社会因素是文学的一种氛围,深深影响着作为社会一员的作家进行的文学创造,但是并不起着决定作用。首先,文学传统的作用不可忽视,客观写实和浪漫抒情是法国文学一直并存的两根线。“关注现实”不是这一时代的特殊呼唤,它几乎贯穿了法国的整个文学史,是每一个文学阶段要求创新时所必须输入的新鲜血液,即使是在模仿成风的古典文学时代,仍有一些作家以“关注现实”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原则。“关注现实”这个创作原则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并不是这一时代的新生儿,只是在这一时代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理论和实践上都更成熟了。其次,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从模糊的互容到各自成长的关系。两者都脱胎于反对伪古典主义的自由主义文学,雨果等人也注重现实,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也有很深的浪漫情结。只是随着两者对“现实”的含义的不同理解,对浪漫手法在创作中的地位的不同处理等原因,开始探索出两条风格各异的文学道路。而在这一时代,两者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并不是如通常的文学史著作所描述的互不相关,取而代之的关系。再次,通常的文学史著作认为:当浪漫主义文学是主流时,所有的重要作家都被这一文学氛围所熏陶,因此在文学创作上会殊途同归,都被包裹在这一主流文学中;当现实主义文学成为文学主流时,浪漫主义文学又被历史所淹没,优秀的作家都把眼光投向现实主义,也即主观因素的变化也如同客观因素的接替变化。但是事实上,人的文学趣味更多地受本人的生活经历、性格情趣的影响。在浪漫的氛围中,也会有冷静客观的解剖者;在唯物的氛围中,也有遐想翩翩的编造者,更会有两者兼而有之的双性者。正是人的相对独立性增加了文学的复杂性,使通常的文学史著作的观点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而这种复杂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当时颇具特色的以雨果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之路和司汤达、巴尔扎克“现实主义”文学之路的探索。 以雨果为代表的作家们在关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了浪漫主义创造道路的探索。雨果提倡戏剧反映现实,这点还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伪古典主义标榜人物应有普遍性,因为惟有传统定型的角色才能永存。而雨果等人主张剧中人物要具有个性,个性足以使他有别于其他的人,因此这些人物是真实可信的,是有血有肉的平常人。这些要求现实的、接近人民群众的当代文学艺术。所以一开始,要求浪漫主义的呼声和现实主义是分不开的。但是这种对现实的关注在雨果等人手中并没有朝现实主义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这主要是因为雨果等人对于“现实”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理解。在他们看来,艺术只有和理想的美联系起来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美,艺术尽管要追求真实性,但那是观察人性的真实,而不是事实的真实。尽管他们也注重现实,但他们更注重的是从既定的现实总体中抽象出某种意义,再在上面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所推想出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要表达对理想的追求,而不仅仅停留在描绘现实上,而且这种对“真、善、美”的追求不是含蓄的,往往通过“我”的抒情议论直接表白。在这种艺术理念的指导下,他们在创作时是从自己的美学理想出发,按照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对现实材料加以主观改造的理想化的过程,即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浪漫派的特色。 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则在注重丰富的想象的基础上往“现实主义”创作方向发展。司汤达从不掩饰自己对英雄的崇拜,他自己更是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人:“我反复问: ‘ 既然我不喜欢巴黎,为何还留在巴黎呢? ' 回答是: ‘ 也许会有一位佳人在身边翻车倒地,我会将她扶起,然后我俩一见倾心,这红粉知己深知我绝非蒙瓦尔兄弟之辈。'” 1他的《红与黑》带有明显的浪漫性,如于连与玛蒂尔德月夜私会的情节设置,以及小说最后玛蒂尔德双手捧着于连头颅的奇特的结尾等。想象在巴尔扎克那儿更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想象力是巴尔扎克最强的天赋之一,他读完司各特的小说,便能绘声绘色地把小说中的人物和场景讲述给别人。而他的《驴皮记》也涂抹着不少浪漫色彩:描写古怪性格的人,以离奇的故事作小说的情节,神秘主义的偏好等,在女性形象塑造上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冷酷的馥多尔伯爵夫人,她宁愿舍弃恋爱而取奢华;天真纯洁的保琳,为了爱情不惜舍弃一切。但是这些浪漫性只是时代氛围的一种烙印,他们的骨子里却体现着“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作品中形象的描绘总是按照生活的逻辑进行着,并不怎么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促成巴尔扎克和司汤达走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因素除了“关注现实”的文学传统外,也受启蒙主义传统中哲学上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影响,同时还有当时一定的客观条件。 19 世纪令人眩目的各种科学技术的发明,造成了重客观世界的唯物主义时代风尚。巴尔扎克和司汤达想以科学家的精神弄清历史变迁的意义、价值观念改变的原因,想以科学的精神,哲学的头脑,生理学的发现来清楚地评价现实。他们试图表现的不是在于奇特的故事,而是在于通过对当时社会中的各种人的深刻观察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在于他们通过对这个社会中的各种现象的深刻分析所反映的时代特征。《红与黑》中的于连不象那些“世纪儿”老是飘荡在个人的幻想中。他对自己的每个行为都做出明确的设计和解释,他生活在现实的行动中,是一个崭新的文学典型。他的道德行为从量到质的变化取决于环境形成的反作用力,即“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驴皮记》中的拉法埃尔身上的现实性震撼了同时代的人,医生们的议论,高利贷者们的哲学无不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对当时各种自然科学技术的详细描写更不合浪漫主义者的文学口味。因此司汤达、巴尔扎克的作品虽然带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并不把这些浪漫手法放在首要的位置,他们更注重的是从既定的现实总体中抽象出某种意义,通过形象的故事描绘出这种现实。这种创作道路显然是与浪漫主义文学之路不同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都有着成长壮大的现实土壤。然而事实是当时形成了浪漫主义战胜古典主义成为法国文学的主流的局面,巴尔扎克和司汤达却只是徘徊在主流文化之外,以个人的力量和毅力艰难地探索另一条文学之路,这又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主观因素起着关键作用。“性格决定命运。”我们可以说是三个人各自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文学命运,从而也影响了法国文学史,形成了当时这种局面。也就是说,不同的个人遭遇和个性让三位作家担任了不同角色。
我们可以各用一句话来形容当时这三位大师:呼风唤雨的贵族化的人——雨果;默默无闻的异乡人——司汤达;精力充沛的独战者——巴尔扎克。童年生活是一个人的文学摇篮,三个人不同的童年经历为以后的文学道路的选择埋下了种子。雨果接受的是自由教育,享受着慈母的疼爱,贪婪地欣赏着优美的自然风景;司汤达的童年是寂寞而专制的,母亲过早去世,内心充满对虚伪的反感,然而又早熟,很会自我克制;巴尔扎克的童年是发育不良的,对父母的冷淡和忽视十分敏感,总是怀着出人头地的梦想。爱情是文学之树的养料,这正如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大作家蒙田所说:艺术女神缪斯到处都有爱神维纳斯陪伴。雨果经历的是指腹为婚——青梅竹马——山盟海誓——美梦成真的幸福爱情之路,虽然这其中也有过母亲反对等曲折,但大体上还是美满的;司汤达对爱情一直是非常向往的。在他的自传中,我们可以在他所描绘的生活中处处闻到他对爱情芬芳的追求和得不到爱情的痛苦的煎熬。司汤达的爱情十分丰富,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得不到的痛苦;巴尔扎克对正常的爱情婚姻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却得到了很多高贵的妇女的关照,他的爱情是“畸形”的,这使他对 30 岁的女人有着独特的理解。这些生活经历则养成了他们各自的性格情趣,而这种性格情趣正是他们文学风格形成的关键。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性格情趣是宗教观和文学审美观。宗教与浪漫主义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让保尔( Jean Paul 1763 — 1825 )在《美学之门》中声称:浪漫主义之母即便不是基督教,也与她有着亲缘关系。斯塔尔夫人也在她的《德意志论》里总结介绍说德国的浪漫主义者是笃信基督的。由于篇幅关系和能力的限制,本文不能在宗教和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展开有力的论证,只做简单叙述。这主要是因为基督教强调对彼岸的追求,宣扬“真、善、美”,而这种理想美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美学特征;基督教又要求基督徒有忏悔意识,宣扬人的罪可以在真心诚意的忏悔中免去,而这也与浪漫主义文学者在作品进行大段的自我内心的剖析、情感表白是相通的;在基督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和谐的,所有的事物都是对称的,宗教世界通过人世间的事物的象征意义展现出来,这也就是雨果“美与丑的对比方法”来源,而且他在创作上也偏爱于象征手法,倘若雨果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恐怕就不会有这些文学趣味,也很难成为当时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旗手。司汤达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从小就厌恶宗教,他喜欢数学,强调的是逻辑,因此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心灵的观察者,所以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我们几乎看不到那种追求彼岸的宗教崇拜所激发的热情,他是那么愤世嫉俗,对神学院的黑暗现实毫不留情地通过作品揭示出来,他又是那么现实,把当时人对功名利禄的急切追求心理形象地描绘出来。巴尔扎克受母亲的影响,对神秘主义具有非同寻常的好奇心,因此在他的文学世界里,神秘气息比较浓厚,但是由于从小立志要出人头地,他对宗教并不是抱着来世观,他更注重现世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再加上他曾经在律师事务所里做过实习生,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看过各出人生悲喜剧,他对这个欲望的物质世界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他本人也经历过缺钱的折磨,因此他不象雨果等人连苦闷和惶惑等思想都带着传统的高雅气息,他也不象司汤达不必为金钱而烦恼,他始终要为生存而奔忙,因此他的作品更关注的是外部真实的物质世界。三者的文学审美观的差异在对司各特的不同态度上可见一斑。他们都很喜欢司各特,但是却有不同的理解,而这当然也是以司各特本人的复杂性为前提的。虽然司各特的作品基本上被划入浪漫主义范围,但是他已经开始把人物令人信服地置于与可以辨认的复杂社会画面之中,如他 1816 年的《古董家》这部作品就对阶级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现实的描绘。可以说他发明了一种可以用来展示现代社会图景的方式,但由于他总是把个人的苦难作为表现的中心,因此他的作品还是属于浪漫主义风格,只是不自觉地在局部运用了“现实主义”的方法。雨果喜欢司各特,他关注的是司各特小说中所表现的“情趣、色彩和想象”,称赞“他的想象掌握和抚摸着人们的想象”,称赞他小说中奇妙的情节和构思,而不特别重视作品是否忠实于历史的真实,在他自己手中则发展为偏重于对语词的雕琢;司汤达虽然也喜欢司各特的小说,但是他却公开的表示自己并不欣赏那种带点夸张口吻的写作方法,他要朝冷静客观地描写人物的方向发展。同样是受司各特小说的影响,巴尔扎克关注的是司各特把人物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的写作手法,他开始转向关注现世的历史,强调对人类本性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 性格情趣既决定了他们的文学风格,又影响了他们的文学活动。司汤达走的是自我封闭的文学之路,他从不与别人谈论自己的文学创作,而且他长期住在国外,对他来说,他的人生只属于米兰,这从他的墓志铭可见一斑, “ 米兰人亨利 · 贝尔安眠于此。他曾经生存、写作、恋爱。 ” 尽管巴尔扎克对他伸出了友谊之手,他还是错过了,评论界更是对他冷淡之极,他虽然最早提出反对古典主义的一些文学理论,但是这篇文章却没人注意,他的创作也在身前没能获得应有的赞美。巴尔扎克虽然精力充沛,战斗力十足,但是他把文学当成一种光宗耀祖的事业,在巴尔扎克心目中,文学是可以和拿破仑的事业相提并论的。在书房中拿破仑的石膏雕像的基座上刻着:“我将以笔完成他用剑未竟之事业。”他要用笔创造出一个世界,去征服欧洲,征服世界。他又时常为金钱所困,时间绝大部分都献给了他的文学创作,因此非常的吝啬与人相处的时间。他曾说过:“每天只有一个小时可以交给这个世界。”他的生活中是没有社交的余隙的。因此同他密切交往的人也就屈指可数了。这使他当文学运动的旗手有心无力,更何况当时他还没什么地位。而与巴尔扎克和司汤达不同的是,雨果是一个很成功的文学活动家,他的个人魅力使他顺应历史潮流成了浪漫主义文学革命的领袖,从而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了不可动摇的地位。雨果于 1827 年的大使馆风波后发表的《旺多姆广场铜柱歌》诗歌 2不仅表示他的思想转变,也表示着法国舆论界对他态度的转变,是他在后来文学革命中振臂一呼,众人拥护的局势的奠基石。雨果与各派作家的频繁交往和对各种组织的联合为文学革命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1820 年,雨果做了都鲁斯美文研究院的院士, 1821 年,成为法国艺文学会的会员, 1823 年参加浪漫派组织的第一个文学社, 1826 年与诗人维尼、缪塞和大仲马组织浪漫派的第二个文学社。雨果还通过发表《克伦威尔序》提出比较完整的浪漫主义的文艺理论,并轰动了整个文坛,引起了批评界的热烈反应,赞美的声音压倒了一切。虽然“浪漫主义”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却一直没能成为一种文学狂潮,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一个有权威的主将。终于,雨果的出现为之注入了新鲜血液。有了一个有名望的主将,再加上有组织的行动,充分利用媒体的影响和观众的战斗力,浪漫主义文学终于发育成熟了,并最终战胜古典主义。而在这场战斗中,雨果的旗手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不同命运既受戏剧和小说这两种文学样式的影响,又促成了戏剧和小说这两种文学样式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转折。无可否认的是,“欧那尼之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凭借了戏剧的战斗力。戏剧是当时具有最高价值的文学样式,雨果说过:“剧院是一个政治讲坛,剧院是一个道德讲台。戏剧,不必超出艺术的不偏不倚的范围,就负有一个民族使命,一个社会使命,一个人类使命。” 3可见,戏剧的重要性已经超出了艺术上的领导地位,在整个社会都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法兰西剧院是全国剧院的领袖,浪漫派的第一面红旗是大仲马给它插上的,但它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古典戏剧的失败,因为大仲马的《亨利三世》是用散文写的,与民间剧院的“小戏”无异。《亨利三世》受到当时古典派的蔑视,这促使雨果用诗剧写出《欧那尼》。《欧那尼》连演 45 场,场里场外都是“战争”。这样的声势终于使那些古典派作家噤若寒蝉。戏剧的高贵地位帮助雨果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顺利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但同时又打击了巴尔扎克,迫使他不得不“屈从”现实,探索另一条更为艰难的文学道路,而这种打击显然又有助于巴尔扎克在文学上的成功。巴尔扎克曾经试图通过戏剧创造实现自己的文学拿破仑的梦想:但是他的戏剧创作却以失败而告终,他也终究没能靠走戏剧的捷径成名。在戏剧上的尝试失败后,他投入到了在当时还不甚被人看重的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创作中,并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长处。虽然《欧那尼》在当时赢得了一片赞美声,人们都沉浸在浪漫主义文学获得胜利的狂欢中,巴尔扎克却能够冷静地看到其中的问题并“语出惊人”。巴尔扎克指责雨果的剧本《欧那尼》的极端主观主义和不尊重事实,他无法容忍作者在剧本中对情节的现实条件那样漠不关心。巴尔扎克极为不满的是雨果忘记了第二幕中唐·卡洛斯藏身其中的大理石石椁的椁壁是透不过任何声音的。接着他又指责主人公的特殊性。如果他的形象也有某种程度的“真实”,那末这种“真实性”则是特殊的,是“幻想”的,作家不是把它放在现实世界中来展现,反之,他是自己在创造和建立它。雨果不是使自己的人物象一般人那样行动。巴尔扎克的关于《欧那尼》的评论文章是很有意义的。他切中了戏剧文学样式本身的要害部分,诗的语言和舞台范围的限制都很难使戏剧充分符合真实,而小说就要比戏剧有优势多了。也正是因为他看到了戏剧样式的不足,他才更坚定地走小说创作的道路,发挥自己的特长。尤其是当《驴皮记》获得好评后,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小说创作上,并在 30 年代达到创作高峰,创造出很多优秀的作品;司汤达也没有因为戏剧的显赫而花心思在戏剧创作方面,仍以他甘于寂寞的心态继续着小说创作,他颇有预见性地指出他的作品在未来会受到欢迎,事实也证明他对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仅比巴尔扎克先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理论主张,而且用实践来深入开掘人物心灵世界,他在法国乃至世界小说史上都占一席之地;有意思的是,雨果虽然靠了戏剧的魅力使得浪漫主义文学革命战胜了古典主义,但是在《欧那尼》之后,却写了一部在文学上更优秀的浪漫主义杰作《巴黎圣母院》,而《巴黎圣母院》才使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提出浪漫主义对照原则得以实践。是雨果第一部具有巨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的小说。雨果致意追求的是奇异怪诞的浪漫主义艺术,用两种对立事物的极大反差来表现奇异的历史、残酷的现实和光明的理想。运用拟人化的修辞方法是雨果浪漫主义艺术的突出特征。这些都在《巴黎圣母院》中体现出来。在他的小说中,生灵、建筑、花草、木石几乎都有声有色,几乎都是有生命的实体。巴黎圣母院在他的笔下是一个活生生的古老的艺术美神。小说的整个艺术画卷都是互相对照着。作者构思了两个王朝、两个国王、两个法庭、两种审判、两种法律、两个绞刑架、两个社会、两种场面、两组人物、两种命运。小说通过这种种鲜明的对比,突出了作品反封建、反教会的主题。而女主人公爱斯米兰达更是真善美集于一身,是雨果心中的艺术女神的化身。此后,雨果虽然也继续尝试剧本创作,但其艺术魅力始终都无法企及他的小说,甚至有些还遭到了难堪的冷落。可见小说才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最好的样式。从 1831 年开始,法国文学开始走上了雨果—巴尔扎克—左拉的小说时代。左拉说过:“时代文学的骄子是小说家。如果说 17 世纪是戏剧的世纪,那么 19 世纪便是小说的世纪了。”从 17 世纪的被视为无知愚民语言的小说到 19 世纪天之骄子的小说, 1830 年到 1831 这段时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这种文学样式的发展也与 1830 年前后法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有着千丝万屡的内在联系。 Fu Ling-lingAbstract : Around the year of 1830, the connotation of “Romanticism” changed. Victor Hugo began to devote himself to Romanticism while Stendhal and Balzac chose to write something of a different style which was close to Realism. Romanticism and Realism should have shared the same chance to blossom. But it turned out that Romanticism succeeded. Why that happened was due to many factors including the different characters of those writers. What they did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French Literature. 作者简介: 符玲玲,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2004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专家评语: 论文突破了一般文学史研究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来标识文学发展流派的做法,通过对雨果与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的具体作品的分析,指出 1830 年前后法国文学潮流的共同特征是 “写实”和“想象”的文学手法得到重视与发扬,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无非是这二者各自的突出程度不同。二者的不同道路与命运既受戏剧和小说的文学样式的影响,也取决于作家的个人性格与审美情趣。论文方法独特,观点新颖,论述也相当充分,因此相当具有说服力。 ——华东师范大学中 文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弘 1、(法)司汤达著,《斯丹达尔自传(亨利·布吕拉尔传)》 [M] , 江苏文艺出版社 , 1998 版, 第 252 页 2、 1827 年 1 月,奥地利驻法大使阿波尼在大使馆里举行一个盛大的招待会,法国政府要人和巴黎社会名流都被邀请参加。有三位公爵的封号是拿破仑打败奥国之后拿奥国的土地封的, 1814 年所订的《奥法巴黎和约》规定凡是拿破仑以奥国土地为名所封的爵位一律取消。但是路易十八因为怕刺激人民一直没有宣布,而当时的叫阍人却故意没称他们的封号,暗示法国要履行这一条款。但是执行这一条款就意味着要消灭法兰西的革命与帝国的那一段光荣历史,这一消息使全国为之哗然。拿破仑于 1805 年大败奥军后,曾将掠获的敌方 1200 尊大炮熔成一个庞大的纪功铜柱立在巴黎的旺多姆广场。雨果以广场的铜柱为题,写了一长诗,历数拿破仑的战绩和法兰西的光荣,痛斥外国人的无耻,替法兰西吐了一口气,全国人民为之一快,称他为“拿破仑的诗人”“法兰西的诗人”。 3、雨果给《吕克莱丝》的题词,见《维克多·雨果》,第 81 页 (责任编辑:顾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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