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文华 郑 瑜

　　编者按：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我校中文系教授施蛰存先生因病于2003年11月19日逝世，享年99岁。施蛰存先生1905年生于杭州，8岁随父迁居松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蜚声文坛，1952年以来在我校中文系工作。在长达80余年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生涯中，施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上贡献卓著，著述丰厚，是海内外公认的大家。施蛰存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曾自言一生开设"四窗"，即：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学研究的"东窗"、文学创作的"南窗"、外国文学翻译及研究的"西窗"和金石碑版研究的"北窗"。施先生被海内外学术界誉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中国现代派鼻祖"和"新感觉派大师"。施先生在古代文学和碑版研究方面涉猎广泛，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他的《唐诗百话》、《词学论稿》、《宋元词话》、《花间新集》、《历代词籍序跋萃编》、《北山集古录》和《水经注碑录》等在学术界享有盛誉。而他创办并长期主编的《词学》也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学术专刊。施先生曾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等大奖。施蛰存先生不仅以优秀的作品嘉惠文坛与学界，更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垂范后学。巨星陨落，天地同悲；哲人其萎，风范长存。中文系师生谨以笔谈形式悼念施蛰存教授！
　　

　
他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
    先生仙去已经一个星期了，我仍然难以从深深的悲恸和懊恨中自拔。11月19日那个风凄雨冷的早晨，由于手机没有打开，先生的家人无法及时与我联系，我竟然未能赶上为他老人家送行！
    记得还是多年以前，当我在先生面前侃侃而谈自以为得意的一些"见解"时，先生曾微笑着轻叹过一句："你的思想比我还传统！"比年届耄耋的先生还"传统"？当时的我自然不愿承认。然时至今日，在悲恸之中、自责之时首先浮上我心头的却正是这句师训。我不能不叹服，先生的话没有说错----连手机也不大肯用的人，谁能说没有一点"固守传统"的味道？
    先生却不然。尽管他自言"我是二十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他数十年乐此不疲地研治传统学术，尽管他比我年长四十岁，他却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种文坛老宿。先生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在他身上，传统与现代达到了最完美的结合。先生学识之渊博、涉猎之广泛，用学贯中西、融汇古今来形容毫不过分：他早在三十年代就尝试着运用甚至在八十年代还令不少人感到新鲜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写小说，他也因此被海内外学术界誉为"中国现代派鼻祖"；他通晓英、法、日等多国文字，翻译出版过苏联、欧洲的多种文学名著，并在刚刚改革开放的1978年就首开风气，为中文系学生作过题为"比较文学"的演讲；他在古典文学、金石碑版等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博大精深，贡献卓著自不待言，就是那些议论锋出、涉笔成趣的散文随笔，同样也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我常想，对一般人来说，涉足一个领域、成为一个方面的专家已非易事，先生却能同时开启"四窗"，并且在每个窗口为我们展示一道亮丽的风景，实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透过先生这四个窗口，我们可以拉近传统和现代的距离，认识东方和西方的异同，也可以知道什么叫"百科全书式的专家"，
    什么叫"泰斗"和"大师"！
    尽管"泰斗"、"大师"等桂冠一个接着一个捧到了他的面前，先生却一如既往地端坐在北山楼上，看书、读报、专注地做他的研究工作，与当年身为"牛鬼蛇神"、挨斗受批时无异。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大概只有常常不得不放下手头工作，接待各种慕名来访者、回复来自世界各地的求教问候信件，还有就是与我们这些门生弟子谈古说今，或者答疑解惑。这时候的先生，往往是一袭睡袍、一支雪茄、一杯咖啡，神态悠闲，宠辱两忘。说起雪茄和咖啡，我又联想到，先生的生活习惯也是传统与现代兼具：他既喜欢蛋糕咖啡，也爱吃红枣粽子；既忘不了红房子的牛尾汤，又吃不厌枫泾的丁蹄。几十年来一直用猪油年糕作为新年待客点心的先生，在年过九十后居然还爱上了肯德基！在先生卧室兼作书房的北山楼上，值得一看的还有一个专放他老人家所集盘碟的玻璃橱，那里面有中国的珐琅碗、外国的古磁碟，也有东方的陶瓷盆、西洋的玻璃盘，就像它们的主人一样，中西合璧，风神独具！
    如今，这一切都随着先生的逝去而成为历史。"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我们送走的岂止是一位文星？我们送走的是一个时代，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精神互相渗透并走向融合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代表，就是我的恩师施蛰存先生。（陈文华）
摩登绅士
    虽然有巴金百岁生日这样辉煌荣耀的喜事，但在大多数由内心里热爱着自由纯粹的文学的人的心里，2003年深秋的中国文坛，还是演绎成了一部悲情片。因为有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历者和最权威的见证者安静而轻松地被放弃抢救，和他的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伙伴结伴云游去了。他就是施蛰存。
    因为是华东师大的学生，从来便不敢对施先生妄加评论--尽管我们从未有机会亲耳聆听施先生的授课，亲眼目睹大师的风采，他的学生现在也都是博导--总觉得好象要自以为是地对自己的长辈指手画脚，实在是大不敬得很。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王蒙在作品中渐渐显露意识流的笔法而受大众追捧，殊不知，这一套早在30年代的十里洋场就已经被施先生等摩登人物漂亮地展示了一把。我们今天用来阐释施先生以及他同道中人所使用的名词，在老人眼里看来，可能也难免有点假模假式的意味。钱谷融先生对施老有一个评价：凭趣味，为艺术而艺术。老人晚年但求有一些"好玩"的书，我但愿大家都跟我一样，把"好玩"看作一个万能的褒义词，我们和好玩的施先生一起做些好玩的文字，可能是对老人最大的安慰吧。
    老人1905年出生在浙江杭州。辛亥革命后，随家迁居当时还属江苏省的松江县，并在那里一直住到了中学毕业。和很多的文学青年一样，施蛰存的文学道路是从诗歌开始的。而他也毫不例外，最先接触的是古典诗歌。早在15岁时，施蛰存就能够作出平仄无误的旧体诗。五四之后，他受到了新文学思潮的影响，逐渐将兴趣转向新诗和小说创作方面。
    中学毕业之后，施蛰存离开松江来到了上海。先后就读于之江大学，上海大学，大同大学和震旦大学。在学期间，他结识了戴望舒和杜衡。并正式开始和他们两个一起创办文学刊物，开办书店。1932年，施蛰存应现代书局的邀请，主编了大型文学刊物《现代》。
    在都市生活方式上，施蛰存是受到同伴影响的。也正是这些同伴，以及工作环境互相糅捏的合力作用，把施蛰存打造成了见证中国现代文学之都市文学发展的摩登绅士。茅盾曾指出："消费和享乐是我们都市文学的主要色调。大多数的人物是有闲阶级的消费者，阔少爷，大学生，以至流浪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物活动的场所是咖啡店，电影院，公园；跳舞场的爵士音乐代替了工场中机械的喧闹，霞飞路上的彳亍代替了码头上的忙碌。"的确，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上海这方土地上开出的"都市文学"奇葩，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套新的生活模式。刘呐鸥才大气粗；穆时英喜好泡舞场；叶灵凤穿着考究入时。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施蛰存也跟着他们一起出入过舞厅等声色场所，学会了抽雪茄。他们自然能将之融入自己的作品中。然而，据施先生晚年回忆，当时，他跟随穆时英等去舞场的时候，只能在一边"摆测字摊头"（意为只能做个"壁花先生"）。
    主编《现代》，可能是施蛰存最为"摩登"的事件之一。在《现代》杂志诞生以前，施先生也办过几本短命的现代文学杂志，对它们，他自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杂志向来"不是态度太趋于极端，就是趣味太低级"，后者足以让文学本身崩溃，而前者则"往往容易拘于自己的一种狭隘的文艺观，而无意之间把杂志的气氛表现得很庄严，于是他们的读者便只是他们的学生了"。他编的《现代》便很自觉的拒绝成为读者的"师傅"，只要做他们的"伴侣"。采取与读者平起平坐的"伴侣"的姿态，从不拒绝与庸常的生活为伍，应该是海派编者甚至作者的共同特点。他既要做"一切文艺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侣"，然而又不掩饰编者的个人品味与主导性。作为一个活泼而摩登的伴侣，《现代》极大的一个好处是提供丰富而繁杂的"货色"，让读者有自由选择的可能与机会。
    施蛰存在《现代》的《创刊宣言》上声明，这本杂志"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他选择文章的标准只是编者的个人主观意志。这话听上去执拗而大胆。然而从《现代》为数不多的三十多册作者名单上看，除了有和施先生趣味相投的作者，还有一定数量的左翼作者也赫然名列在内。这中间，还有鲁迅的六篇杂文，更有那篇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
    在30年代的上海，施先生的"摩登"事件之二，也是最为成功、产生广泛影响的便是他的小说创作。初读施先生的作品，对他充满的神秘感，神秘感最直接的来源便是他的具有现代因素和荒诞魔幻色彩的小说。施先生作为小说家的头衔实在太多，"文体作家"、"心理分析作家"、"新感觉派作家"。无论是"新感觉"还是"心理分析"，施先生自己解释起来，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坦白自然。他说，弗洛伊德和显尼志勒等心理学家的著作，他都购买并且阅读，自己也翻译过他们的五本书。有过这种经历，那些影响就很正常了。施先生称自己只是众多受影响的作家之一。受影响的背景是当时中国刚刚在"五四"以后从旧传统解脱出来。"五四"初期的作家，如鲁迅、冰心都是刚刚吸收19世纪西方短篇长篇小说的写法，模仿的是莫泊桑、契诃夫这些人。施蛰存开始写小说时有点法国派，类似于契诃夫19世纪的短篇小说，后来看到显尼志勒的作品后，他便加重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后来知道，心理治疗方法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他就开始看弗洛伊德的作品。他常常感觉到"一个人往往因为潜意识而把近的东西看成远的，把静的看成动的。"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但一般人不大注意。
    施先生的另一"摩登"之处，来自于他跟鲁迅的一场争执。但是，这次的"摩登"对于施先生而言，却显得有些无奈。日后，他也因为这场纷争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鲁迅和施蛰存两人的关系一度非常融洽。30年代初，他们都住在上海东北角一条不起眼的石库门弄堂里，两人还隔门相望。施蛰存甚至差一点就加入了"左联"。1933年，因为《庄子》和《文选》，两人发生了争论。其实，这些话语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个针对年轻人写作提出应当读点古书，而另一方则希望年轻人不要由此泥古。双方的最初的观点表述都是善意而浅白的。但这场多少带点意气之争色彩的笔墨官司让鲁迅把施蛰存定论为"洋场恶少"，同戴望舒、杜衡、穆时英、刘呐鸥等一并归到风流倜傥的浪荡子里。
    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施蛰存也辗转来到后方的大学执教。在战争年代里，他先后到过云南、香港、福建。即便到了战争胜利后，他回到上海，还是从事大学文史系的教师工作。他自己在晚年接受的访问中，曾表达过这样的想法："如果当时上海保持平稳的发展，倾向于都市化，我还会写下去的，但后来情况变了，整个生活形态变了，国家在打仗，我们都脱离了文学环境，我们都写不下去了。""文学和政治是两个不相同的东西，不能绑到一起。假如文学一定要服从政治，那写出来的作品就成为政治宣传品，那就不是真正的文学了。我并不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但必须是在作家自愿的前提下。事实上时常是文学为政治服务，一个作家是无法逃避政治氛围的。""我当时计划要写一个长篇历史小说，是关于南宋题材的，广告都登出来了，后来发生了变化，我不写了，穆时英也不写了。我们原本都会去写的。" 30年代那个摩登的施蛰存因为时事政治而中断了文学创作，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但是，30年代的烙印还是深深影响着以后几十年的施蛰存。在"摩登"褪色以后，一股强烈的"绅士气质"使得施先生在日后漫长的岁月中，依然能在困境中泰然度日，在风雨里皓首穷经。在传统中国社会被认为是尊称的"绅士"，到了民国时期已经变成了一个近乎难堪的罪名，即便是由西洋引进的"新派绅士"，在鲁迅看来，也大多是伪君子、丧家狗的代名词。然而，中国现代的文化里，上海总是一个异数。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市民阶层，非但没有抗拒"绅士"这个概念，反而积极去追求，以"温柔、自由、平和、理性、直率"等标准作为男人行为的准则。在当时的乃至今日的上海，这都是理想男性的化身。得风气之先的海派作家，如施蛰存，必然将这种气质延伸到日后的生活中。在华师大中文系的资料室里，留至今日的由施先生亲手誊写的资料卡片还能让我们回忆起50-60年代，一个孤寂的老人在古籍、碑帖的包围中，气定神闲地消解着创作的激情，却使人不由得赞叹他一生中总是宠辱不惊地作着角色的转换，而每一次总为世人捧出令人惊艳的成果。施先生曾告诫他的学生，如果要写他，不如写他30年代的小说，这样会比较讨好。而施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碑版整理也始终因为我们做学生的识见问题而未被纳入我们的视野。如今，老人步履从容地走完了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无穷的财富，唯愿有更多施先生的作品经后人整理面世，以此滋养我们的心灵。(郑 瑜)

　　作者简介：陈文华，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郑 瑜，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徐春夏）